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 2024 年《反海外贿赂法FCPA》年度执法情况回顾

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进行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遵守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变得至关重要。《反海外贿赂法FCPA》作为美国的一项法律，适用于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美国公民以及任何与美国有业务往来的外国企业和个人。因此，企业和管理者应充分重视这一法规，以避免因违反规定而面临巨额罚款和其他严厉制裁。

2024年《反海外贿赂法FCPA》年度执法情况回顾是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与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 LLP）合作设立的专业机构FCPA Clearinghouse精心整理和发布的，重点分析了2024年度FCPA执法活动中出现的一些较为显著的趋势和统计数据，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2024年，美国司法部（DOJ）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共提起26起与《反海外贿赂法FCPA》相关的执法行动。这一数字虽低于过去十年36起的年均水平，但相比2023年（22起）有所增加。图1展示了过去10年中每年发起的执法行动数量。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将根据美国司法部《修订后的企业执法政策》修订版《企业执法政策》的规定，将拒绝予以撤销视为执法行动。

尽管政府2024年开展了更多执法行动，但FCPA案件包（FCPA Matters，指一组因共同贿赂案件而产生的相关执法行动）的数量有所减少。2024年总共有10个FCPA案件包；而过去十年的平均数为15个。图2展示了过去十年间，每年发起的FCPA案件包的数量。这一下降表明，2024年政府针对同一家公司及其子公司、员工和代理人展开了更多的特定行动。

图3体现了过去十年间受FCPA相关执法行动影响的实体集团及个人的数量变化。2024年，SEC起诉了6个实体团体和4名个人，DOJ则指控了8个实体团体和19名个人。被一个或两个机构指控的独特实体团体数量在 2024年为11个，低于2023年，也与十年平均的14个有明显差距。

与企业执法行动不同，2024年针对个人的执法行动数量自2020年以来达到最高。DOJ起诉的19名个人略低于十年平均的25名，而SEC起诉的4名个人高于以往平均的3名，且SEC自2020年以来首次起诉个人被告。此外，DOJ 指控的个人中，有8名是大型上市公司的高管，改变了以往个人被告多与小型私企相关或为外国政府官员的趋势。

制裁

随着2024年企业执法活动的增加，对企业的制裁也随之增多。美国监管机构因《反海外贿赂法FCPA》相关的违规行为在2024年对企业集团施加的制裁总额（超过15亿美元）相较于2023年（接近7亿美元）增加了超过120%。尽管制裁总额有所增加，但2024年对每个企业集团平均施加的制裁金额（1.42亿美元）仍低于十年平均水平1.81亿美元。图4显示了在与FCPA相关的执法行动中对企业集团施加的总制裁金额，包括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或美国司法部（DOJ）施加的、最终根据全球和解协议或与海外的并行计划需支付给外国监管机构的金额。

与往年一样，对违反《反海外贿赂法FCPA》的企业所施加的罚没总额大部分来自于对少数几家企业的处罚，Gunvor Group Ltd.、Raytheon Company/RTX Corporation 和 SAP SE 这三家公司的制裁金额占当年总制裁金额的 81%。

地理分布

2024年启动的10起FCPA案件涉及向15个不同国家的官员行贿。自2001年以来，中国首次未出现在被指控的贿赂案件中，而中国通常是此类案件中最常被提及的国家。相反，2024年涉案最多的国家变为了印度和南非，各涉及2起FCPA事项，其余13个国家各涉及1起。按地区划分，亚洲和非洲并列成为最常涉案的地区，在 FCPA 相关贿赂案件中的占比均略超40%，拉丁美洲和中东并列第二，占比均略超6%。2024年的各区域排名依次为：亚洲7起（占比44%），非洲7起（占比44%），拉丁美洲1起（占比6%），中东1起（占比6%）。图5列出了2024年所有受到《反海外贿赂法FCPA》执法行动影响的国家。

调查进展

截至2024年底，至少有31家公司正接受美国当局与《反海外贿赂法FCPA》相关的调查。2024年，有4家公司在 SEC 文件中披露美国当局新开展了相关调查，这一数字低于 2023 年，也是过去十年中披露调查数量最少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每年公布的调查数目并不完全代表当年开始的所有调查数量，因为有些调查可能从未公开，有的则可能延迟数月至数年才公布。尽管如此，从已披露调查的趋势可以窥见未来执法力度的变化。图6展示了最近十年间，美国政府每年启动的已知FCPA调查的次数。

截至2024年底多数正在进行的调查（54%）未披露涉嫌不当行为的地点。在已披露地点的调查中，巴西、中国和墨西哥并列最多，各有 3 家公司披露可能存在相关不当行为的调查。按地区划分，亚洲占比最高，近四分之一的调查涉及该地区，拉丁美洲次之，占比略超五分之一。2024年的地区分布情况为：亚洲9起（占比24%），拉丁美洲8起（占比21%），欧洲3起（占比8%），非洲和中东各2起（各自占比5%）。图7展示了2024年底仍在进行中的FCPA相关调查所涉及的各个国家。

依据SEC文件及其他公开资料，过去一年中有13个企业集团报告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司法部（DOJ）两部门已对这些公司涉嫌违反《反海外贿赂法FCPA》的公开调查做出了结。SEC通过执行措施完结了四家公司（AAR公司、比特矿业有限公司、RTX公司、SAP SE）的公开调查；DOJ则完结了六家公司（AAR公司、比特矿业有限公司、雷神技术公司/RTX公司、SAP SE、西班牙电话公司、托克集团公司）的调查。同时，SEC在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结束了针对另外四家公司的调查（爱德华生命科学公司、爱立信电话公司、史丹利百得公司、Tsakos能源导航有限公司），而DOJ也在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结束了对一家公司的调查（史丹利百得公司）。

虽然没有计入上述的统计数据内，但美国司法部在2023年结束了对Arthur J. Gallagher & Co.的调查，并未采取任何进一步措施；这项调查结束的消息延迟到2024年才公布。

政策变化

2024年3月，DOJ宣布将开发一项新的试点计划，为举报人提供奖励，作为对SEC、CFTC和FinCen现有举报人计划的补充。8月1日，该试点计划启动并发布指南。举报人需满足多项条件: (1)必须是以个人身份行动，而不是代表任何企业或实体；(2)如果因相同案件已在其他联邦机构或法律框架下获得了举报奖励，则不再具备领取司法部奖励的资格；(3)举报者不能与司法部有直接联系; (4)举报者不能是外国政府官员；(5)举报者不得参与过所举报的违法行为; (6)举报者不得向司法部作虚假陈述；(7)举报者不可以是从那些按照规定没有资格获取奖励的人那里得知违规行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该计划不具有追溯力，意味着只有2024年8月1日或之后向司法部提供的信息才有资格获得举报奖励。

2023年12月，拜登总统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了一项名为《防范海外敲诈法案FEPA》的新法案，该法案将外国官员（在一定情况下）索取贿赂的行为也定义为刑事犯罪，旨在补充《反海外贿赂法FCPA》对提供贿赂行为的局限。虽然FEPA和FCPA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几点不同：首先，依据FEPA定罪的官员可能会受到比依照FCPA更严厉的处罚；其次，FEPA对“外国官员”的定义更为广泛，涵盖了官员在正式及非正式职位上的行为；最后，FEPA并没有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设立类似的民事执法权限。此外，FEPA特别之处在于它被纳入了美国国内相关贿赂法规中，把“外国官员”列为一类受现行联邦反贿赂法令约束的人群。

2024年9月23日，在第23届公司合规与伦理学会年度合规与伦理研讨会上，首席副司法部长Nicole M. Argentieri里发表了讲话，宣布了对企业合规计划评估（ECCP）的三项重要更新。这些更新旨在提升公司合规计划的设计与实施水平。

第一项更新是，司法部今后将会评估公司如何衡量及管控与其业务和合规项目中新出现的技术（例如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这意味着检察官能够考量公司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公司是否针对这些技术的应用进行了风险评估，以及公司是否已经采取了合适的步骤以降低使用这些技术所带来的风险。

第二项更新是，为了配合上述提到的司法部新推出的举报人奖励计划，ECCP引入了一系列问题，用以评估公司是否建立了鼓励员工上报不当行为的机制，或是存在抑制此类报告的做法。检察官将根据公司的政策和培训内容，以及处理举报不当行为的员工的方式，来判断公司在举报人保护和防止报复方面的努力程度。这包括审查公司是否有切实可行的保护举报人的措施，并确保不会因为员工举报而对其进行不利对待。

第三项更新是，新版ECCP指导检察官评估公司合规计划中数据访问的合理性，这其中包括衡量其自身有效性的数据。这意味着公司内的合规和风险管理工作人员应当有权访问必要的数据，并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以充分履行其职责。司法部会考量公司是否在其合规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过程中，应用了与其它业务操作相同级别的资源和技术。这表明司法部重视公司在合规工作中是否能像对待其他业务一样，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来确保合规工作的有效性。

除上述ECCP的更新之外，司法部在2023年3月进一步更新了ECCP，增加了关于如何通过薪酬结构预防不当行为的指导。考虑到薪酬机制能够促进合规文化的形成，DOJ 推出了“薪酬激励与追回试点计划”，要求任何受到刑事处罚的公司必须在其薪酬和奖金系统中加入与合规相关的标准。虽然这不是一个详尽的标准列表，但可以包括以下措施：(1)不给未达到合规绩效标准的员工发放奖金；(2)对违反法律的员工及那些知情或应知而未阻止不当行为的管理者施加纪律处分；(3)对积极遵守公司合规政策的员工给予奖励。另外，若针对员工或管理者的纪律措施包含追回已发放的薪酬，检察官可根据公司实际追回的金额，相应地削减最高达100%的罚款。这意味着公司通过有效的内部管控和纪律措施追回不当所得，可以在司法部的处罚中获得相应的减轻，体现了鼓励企业主动合规、积极整改的原则。

在11月22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副检察长Argentieri宣布了对司法部刑事司企业执法政策（CEP）的更新和澄清，该政策适用于由部门处理的所有企业犯罪事项，包括《反海外贿赂法FCPA》案件。首先，移除 “巨额利润” 这一使公司丧失不起诉推定资格的加重情节。其次，司法部澄清，为了有资格获得主动的自我披露的这一加分项，公司必须披露关于其原本不知情的原始信息。这两项修订是对政策的相对直接的调整。

最终更新反映了一项更为实质性的政策变化。司法部修订了《主动自我披露政策》（VSD），目的是更好地激励公司主动报告问题。更新后的政策允许检察官在决定适当的决议时考虑公司的自我披露情况。因此，即使不满足不起诉条件，那些充分进行自我披露的公司“仍然可以获得实质性的好处”，包括“可能获得不起诉协议、更大的合作和整改认可，以及可能更短的协议期限”。Argentieri强调，这些变化传达的信息是，对于披露不当行为的公司来说，总是会有“实际的好处”。

在11月22日的博客文章中，Argentieri解释说修改CEP的目的之一是“允许我们的检察官对公司进行更细致的区分，特别奖励那些超出预期表现的企业。”不过，他也提到，尽管政策鼓励自愿自我披露，但要获得认可，企业需要确保披露足够迅速。即便企业在其他方面表现良好，比如积极配合调查和积极整改，但如果披露不及时，仍可能不会得到认可。对Albemarle公司的执法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未能及时披露问题，它未因主动自我披露获得宽待；但由于后续的合作和整改，它还是得到了显著的罚款减免。CEP对自愿披露政策的调整旨在处理类似Albemarle公司遇到的问题，即当企业的自我披露虽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自愿”，但企业全面配合调查，并及时恰当改正后，检察官仍可以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决定最终的解决方式，包括采取的形式、罚款金额及协议期限。

Jarkesy案裁决

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7日针对George Jarkesy Jr. 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之间有关利用行政法法官审理证券舞弊案的长期争议作出了评论，这些内容之前已经在季度报告中多次提及。此案件从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基于三项理由裁定SEC的行政法法官构成违宪后递交给最高法院：一是侵犯了被告依据宪法第七修正案享有的陪审团审判权；二是国会在授权SEC选择在哪种法庭提起诉讼时权力下放不当；三是这些法官受到的行政监督不足。最高法院只审理了George Jarkesy依据第七修正案要求的陪审团审判权利。

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裁定，根据美国宪法第七修正案，当SEC试图实施民事处罚时，被告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法院认为，第七修正案保证了普通法诉讼中的民事陪审团权利，并且证券法下为了惩罚或威慑（而不是简单的赔偿）的目的而使用的民事罚款与普通法舞弊诉讼在本质上是相似的。由于法院确定第七修正案问题是整个案件的核心，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审理剩余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中，SEC将绝大多数FCPA案件提交给了行政法庭，而不是联邦法院。图8显示了过去10年中，SEC每年提交的行政程序和联邦法院程序的比例。

未来展望

有迹象表明，至少四家企业——包括爱立信、高德纳、LifeCore生物医药及Tsakos能源航运有限公司——正面临一个监管机构的持续调查，即便它们已与其他监管机构解决了相关问题。此情况预示着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附加的的FCPA执法活动。特别是，即使爱立信在2023年就违反2019年延期起诉协议达成认罪协议，美国司法部对爱立信的调查仍在继续。

摆在企业和《反海外贿赂法FCPA》从业者面前的问题是，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会对FCPA执法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他曾公开对这一法律表示过反感，在其首个任期内却见证了FCPA执行力度的历史高峰；在他卸任后，这种力度有所减弱。不过，由于FCPA相关案件的调查通常耗时约三年，很多在特朗普首届任内落实的执法行动其实源于奥巴马时期的调查；同样地，拜登任内的执法活动也有不少是基于特朗普时期启动的调查。至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承诺清除大量联邦政府全职雇员，这是否会波及到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FCPA部门，目前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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