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悖论，”Antar说。“社会越是人道，犯罪就变得越容易。人道限制了那些有道德之人的行为，但却不限制我们这些不道德之人的行为。一个人的人道可能体现在他的道德、行为标准、善意、伦理、公平感、愿意给他人机会以及对法治的信仰上。那些使你成为一个好人的特质，却让我成为一个更加高明的罪犯。”

Antar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他是20世纪80年代臭名昭著的Crazy Eddie证券舞弊案的主谋之一。作为这家位于纽约的电子产品商店的首席财务官（CFO），Antar在1991年和1992年承认了合谋进行证券舞弊、合谋进行邮件和电信舞弊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原因是他在Crazy Eddie的账簿上做手脚，以虚增利润并推高公司的股票价值。他被判处六个月的居家监禁，并被处以3万美元的罚款。

反舞弊专家应该重视Antar对于白领罪犯心态的警示。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像Sam Bankman-Fried和Elizabeth Holmes这样的著名舞弊者卷走了受害者的数十亿美元；我们仍需进一步了解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更深入地理解这些舞弊背后的人物，能使反舞弊专家更有效地防范和侦测这些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重大案件。在这篇文章里，我描述了不同的犯罪思维特性，并通过一些臭名远扬的舞弊者的案例研究来举例说明。我也详细说明了如何运用视觉模板来记录你在工作中可能观察到的思维特征。

正如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CFE）创始人兼主席Joseph T. Wells博士在2012年的一篇《内部审计师》杂志文章中所写，“尽管舞弊者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但他们不是……重要的是关注他们的思维方式及其思维过程。”在我的演讲活动中，我遇到过许多希望更好地理解这些思维和思维过程的反舞弊专业人士。当然，考虑到许多舞弊者可以逃过多年的侦查，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ACFE的《2024年全球职务舞弊调查报告》，在报告研究的舞弊案件中，87%的舞弊实施者从未被指控或被判犯有与舞弊有关的罪行。只有5%的研究案例涉及的舞弊实施者有舞弊前科，这些记录要么在招聘时未被受害者组织知晓，要么没有阻止该组织雇佣他们。舞弊者并不总是以易于识别的方式表明他们的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已被捕获的舞弊者身上学习，以便在未来更好地识别其他人。不了解或误解这些特征可能会导致遗漏重要的证据和有缺陷的风险评估。例如，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一名审计师因为信任一个未提供可验证证据的人，从而没有收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审计报告的结论。审计师信任那个提供信息的人，然而那个人一直在操控和欺骗，以避免提供任何证据。

许多犯罪心理学专家表示，抢劫银行者与操纵财务报表以显示巨额利润者的思维方式之间几乎没有差别。根据犯罪心理学家Stanton Samenow的说法，“两者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追求权力和权势。两者都能够长时间地忽略后果和良知，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拥有某些想法和表现出某些行为并不意味着某人已经或将要实施舞弊，但如果条件合适，存在一些可能促进犯罪行为的风险因素——时机到了，他们认为犯罪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理解犯罪者的思维方式需要先了解反社会的思想。犯罪思维和反社会思维可以被视为扭曲的思考模式或思维误区，当这些与个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结合时，就会成为合理化违法及不道德行为的理由——也就是说，这些信念使得侵害他人变得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个体的思维特点、态度和价值观在其是否从事白领犯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反社会的特点包括说谎、霸凌与攻击行为，以及药物滥用等。

正如Antar在文章开头所指出的，犯罪的人往往把信任视为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弱点。无论是对他人的信任，还是雇主对他们的信任，有些人都会利用这种信任，并且为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找理由辩解，甚至否认受害者的存在。

此外，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能会助长反社会和犯罪思维，比如在管理人员鼓励或宽恕不道德行为的组织中我们都可能会观察到这一现象。

下表1列出并描述了常见的犯罪和反社会思维模式，这些模式改编自犯罪心理学家Stanton Samenow和Glenn Walters的作品。该表格将这些犯罪思维模式、偏好和态度进行了整理，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识别这些特征。了解这些特征甚至可以帮助反舞弊专业人士自己避免成为舞弊嫌疑人操纵的受害者。请注意，并非所有人都会展现出所有这些特征，或以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具有犯罪思维的人常常在寻找他们认为弱小且易受攻击的目标。例如，舞弊犯罪者可能会寻找内部控制薄弱的组织以避免被发现。在一项研究中，调查了因舞弊客户而入狱的会计师的心态，其中一些会计师“声称如果受害者无法保护自己的资产，那么他们就活该被偷走。”这句话揭示了犯罪者如何利用目标的弱点，并且有时甚至会合理化他们的犯罪行为，将其归咎于受害者的疏忽或无能。

白领犯罪分子和其他类型的犯罪分子一样，常常从事诸如违反规则、不顾适当的社交界限、无视法律和伦理标准等反社会行为，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遵守规则，因为规则是他们制定的。”据报道，当已被定罪的舞弊犯、WorldCom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CEO）Bernard Ebbers考虑公司是否应该制定一套行为准则时，他将其视为“巨大的时间浪费”而予以驳回。

在充斥着不当行为的腐败企业环境中，你可能会看到人们不公正地对待下属，或是惩罚那些不愿意参与非法或不道德行为的人。被判有罪的舞弊犯、前HealthSouth首席财务官William Owens通过恐吓他人来树立自己的权威。HealthSouth的财务副总裁Diana Henze因为怀疑财务报表存在舞弊行为而拒绝签字，并且向公司的合规部门提出了投诉。但她的投诉被忽视了。当她发现一个能力不如她的人得到了本该属于她的晋升机会时，她向Owens提出了质疑。据称，Owens对她说，“你已经明确表示你不会照我们的要求去做。”

通过诸如操控、欺凌、恐吓和惩罚等侵略性或控制性的手段来对他人行使权力，会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如果他们顺从管理者的要求，生活将会变得更轻松。被判有罪的舞弊犯、MiniScribe公司的前CEO Quentin Wiles通过让员工站在众人面前并当众解雇他们的方式，给其他人灌输了恐惧。当被问及为何选择这种管理方式时，他回答说，“这只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公司的掌控者。”要么达到业绩目标，要么走人。于是，管理人员开始采取措施使销售数据看起来更平稳……拥有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位的管理者们甚至在夜间潜入审计人员的汽车后备箱去篡改他们的工作。”

在Livent公司的案例中，犯有财务报表舞弊罪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胁迫和恐吓其会计师……对外部审计人员表现出蔑视的态度”，并且认为“如何经营公司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

特权感是指一种信念，认为自己具有特殊地位并有权获得特殊的资源，而不考虑对他人的影响。一位证券舞弊犯是这样描述这种特权感的：“当我觉得自己有权得到更多的东西时，舞弊变得很容易合理化……我认为自己有权管理数亿美元的资金，就有权享受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就有权佩戴奢华的劳力士手表，穿名牌西装，开高端宝马轿车。”另一位企业罪犯则认为他的不当行为并不像他所在公司所从事的舞弊行为那么严重，他说：“我有一种特权感，觉得我拿走的任何东西都是我的；公司欠我的，因为我工作得很辛苦。”

合理化在一位证券舞弊者的言论中得到了体现：“白领犯罪分子往往会重复我曾经说过的话：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打算作恶；他们的意图是良好的；然而，环境文化却是腐败的；这些行为虽有悖道德，但却未必违法；任何一个成功的商界人士都会在灰色地带操作；他们知道这样做不对，但舞弊的诱惑实在太大；大家都在这样做，等等类似这样的话语。我会通过责怪所谓的有毒企业文化，或是将责任推给上级合伙人来寻求自我安慰。”

所谓的“侥幸心理”指的是某人认为自己太过聪明而不会被抓到。当内幕交易者David Levine策划舞弊活动时，他向自己和同伙保证，他们不会被发现，因为他相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人员没有他那么聪明。如果SEC的调查人员有他那样的智慧，“他们应该会在华尔街工作拿着高额的工资和奖金，而不是在监管华尔街，挣着相对微薄的钱。”

这种心态表明了一些人如何高估自己的能力，同时低估了法律执行机构的能力，从而错误地相信自己能够逃避法律责任。

白领犯罪分子常常通过做好事来表现出情感化，这通常是为减轻他们的舞弊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塑造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慈善捐款是一种常见的建立虚假正直形象的方法。比如，Bankman-Fried就将其从FTX客户那里窃取的数百万资金捐赠给了政治竞选活动。而Antar也向慈善组织捐出了大笔款项。“像我这样的骗子，我们会围绕自己建立一整个受人尊敬的世界。在我进行舞弊的同时，我也向很多慈善机构捐了钱。”

这段描述说明了一些犯罪分子如何利用慈善和其他正面行动来掩盖其非法行为，以此来维护社会地位和个人声誉。通过这样的行为，他们试图平衡自己的不法行为，并在公众面前保持良好的形象。

一些犯罪者从实施舞弊中获得了满足感和兴奋感。了解Michael Rapp的人观察到，这位因银行舞弊罪被判刑的高层管理人员，“喜欢花整天的时间去策划各种阴谋……舞弊带给他的刺激以及由此产生的巨额快钱对他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从银行储蓄机构解除管制的那一天起，拉普掠夺这些机构就是不可避免的。像拉普这样的舞弊者是不可能忽视这样巨大的机会的。”

这段话揭示了一部分犯罪者如何从非法活动中找到乐趣和刺激，以及这种心理驱动力是如何促使他们走向犯罪道路的。对于这些人而言，舞弊不仅仅是关于金钱收益，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冒险体验。

白领犯罪分子常常彼此认同并相互效仿。例如，已倒闭的折扣药店Phar-Mor的首席财务官Patrick Finn与首席执行官Michael Mouns合作，实施了一项十亿美元的贪污计划。Finn称Mouns为“他的神”，并在遵从其命令时表现出盲目的忠诚。Antar谈到他的堂兄，Crazy Eddi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Eddie Antar时说，“Eddie对我来说就像神一般的人物。我们都像对待领袖一样仰视他。”

这段描述显示了在某些情况下，白领犯罪分子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个人崇拜和社会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有时会导致盲目追随和共同犯罪行为的发生。

要学习并辨识他人身上的这些特征，有一个方法就是练习观察别人。你可以回想以前与他人的交往，甚至可以通过看一些以罪犯为主角的电视剧来练习观察。（主角Walter White主演的《绝命毒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你还可以根据下面表格2中展示的连续范围来进行练习。

这个连续体是一个学习工具，它能帮助你形象化地理解犯罪思维，并且可以看到从事犯罪活动的风险因素是如何随着每个被观察到的行为而增加的。这个连续体是基于本文中描述的特质，但以视觉形式展现。我在给ACFE（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成员讲解犯罪思维模式时会用到它。你可以考虑使用它来记录在嫌疑人访谈中观察到或了解到的某些行为。此外，利用这个工具来观察思维特质，可能会帮助你判断是否需要调整你的访谈或调查策略。

当你从表2中的第1列移动到第4列时，你会看到一个人拥有的特征数量在增加，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从事犯罪/反社会行为。拥有第4列特征的人可能是一个冷酷无情且具有剥削性的掠夺性舞弊犯。而表现出第1列特质的人如果存在以下条件，则可能会获得其他思维特质：1）他们继续从事犯罪活动，2）他们的个性促进了这些特征的出现，3）他们与具有这些特征的人交往，并认可他们的反社会/犯罪行为。

此外，具有第4列特质的人可能没有犯罪记录，但他们仍然表现出反社会的思维方式，例如一个欺压下属或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的企业高管。这位高管的不当行为可能会因为组织文化对其行为的认可而加剧，这种认可是基于他们给组织带来的可感知的经济利益。

腐败的企业领导是如何表现出反社会或犯罪思维的呢？通常我们所观察到的并不一定是公然违法的行为，而是不道德的行为，例如对于那些拒绝参与不当行为因而被认为不够忠诚的员工，创造一个敌对的工作环境；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开脱；干涉他人的目标；表现出一种理应得到的感觉、舞弊行为以及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以下是几位因诈骗罪被判刑的高管的个人资料，以及他们在实施诈骗期间所表现出的思维特质类型。

这些案例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在实际情境中，领导者如何运用这些特质来进行非法活动，并且如何通过改变组织文化或个人行为来阻止此类行为的发生。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研究，企业可以更好地识别潜在的风险信号，并采取措施防止未来的不法行为。

Andrew Fastow

尽管Enron公司的首席财务官Andrew Fastow涉及数十亿美元的财务报表舞弊计划，他曾经表示，“我应该是年度最佳首席财务官。……你意识到我在这家公司做得多么出色吗？”Fastow的工作职责是减少Enron公司的风险暴露，以便公司能够达到华尔街的预期，维持股价并产生急需的现金流。他还进一步说道，“自Enron成立以来，就有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思想：你可以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只要你不占用Enron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这段话揭示了Enron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即鼓励创新和冒险，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忽视合规性和透明度的问题，这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崩溃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法律制裁。

当Fastow得知Enron公司的举报人兼副总裁Sherron Watkins与当时的首席执行官Kenneth Lay谈论了公司的舞弊行为时，Fastow希望Watkins被解雇，并且拿走了她办公桌上的电脑。尽管Fastow希望看到她被解雇，Watkins仍留在了公司，但她被调离了行政办公室，并被安排到了Enron公司大楼底层一间布置简陋的办公室里做些琐碎的工作。

这种情况显示了公司内部对于揭露不当行为的态度，即使是在高层中也存在压制举报者的行为。Watkins的经历凸显了举报人在揭露企业内部问题时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报复。

Fastow也是社会认同的一个例证，他非常崇敬Enron公司CEO Jeffrey Skilling，甚至告诉别人他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取自Skilling。

Elizabeth Holmes

Theranos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Elizabeth Holmes在2022年因欺骗投资者而被判有罪的情况。她让外界相信她的公司成功开发了一种名为Edison的血液分析仪，该仪器仅需少量血液样本就能完成全套实验室检测。然而，实际上，该血液检测机器在多数测试中失败并产生了不准确的结果。Holmes通过以下行为欺骗了投资者：1. 发布虚假和误导性的声明；2. 进行具有误导性的技术演示；3. 提供关于Theranos财务状况的虚假和误导性信息；4. 夸大Theranos与商业伙伴及政府实体（如美国国防部）的关系以及其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监管状态。Holmes表现出了一些思维特征，例如权力导向，她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并且为了实现个人目标不惜惩罚那些不遵循她意图行事的人。她解雇了对技术提出质疑的员工，并试图通过法律威胁使他们保持沉默。Holmes要求员工无条件忠诚，并在一个基于保密、猜疑和欺凌的组织内部工作。

Richard Scrushy

以HealthSouth首席执行官理Richard Scrushy为例。从1996年到2002年期间，HealthSouth被发现虚报收入达25亿美元，最终Scrushy被判定对财务报表舞弊负有民事责任。作为CEO，Scrushy对批评和不同意见表现出极低的容忍度，并且会在公开场合羞辱下属。他还通过与其他从事财务报表舞弊的公司进行比较来为自己辩解，声称：“我相信现在外面有8000家公司都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做手脚。所有我接触过的，我知道的所有人都这样做。”当其他卷入HealthSouth财务舞弊案的人指认Scrushy参与了财务造假时，他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并表示：“我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被骗了，这简直是太离谱了”

这个案例展示了高层管理者如何通过权力滥用和自我合理化来掩饰不法行为，并且在面对指控时采取否认和自认受害的态度。

Charles Keating

因银行舞弊罪名成立的Charles Keating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林肯储蓄贷款协会丑闻中的角色。他被认为是一名银行诈骗犯。Keating向员工灌输了一种思想，即他们是比其他人更聪明、更勇敢、更有道德优越感的，特别是相对于政府监管者而言；任何持有异议的人都被视为敌人。他对销售团队说：“永远记住，弱小、温顺和无知的人总是好的销售目标。”Keating派遣他那打扮得无可挑剔的年轻销售人员去扮演理想的孙子角色，以此说服年迈的寡妇们将其储蓄转移到他的高风险投资中，这些投资在Lincoln储蓄贷款协会破产后变得一文不值。对于那些向他披露舞弊担忧的人，Keating是如何处理的呢？当Lincoln储蓄贷款协会的一名会计师向Keating通报了会计违规情况时，Keating给她写了一封感谢信以及一份解雇通知。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示了Keating对待内部告密者的强硬态度，他不会容忍任何可能揭露其不当行为的行为。

Dennis Kozlowski

Tyco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Dennis Kozlowski被裁定挪用资产、证券舞弊、未经批准获取超过1亿200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出售价值5亿7500万美元的膨胀股票等罪名成立。根据哈佛商学院已故教授Abraham Zeleznik的说法，Kozlowski表现出强烈的特权意识。“所谓特权感，是指这是一种自恋人格特质，这种人逐渐认为他自己与机构是一体的”，并且“他认为可以在任何时候拿走他想要的东西。”尽管如此，Kozlowski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并声称自己被冤枉了。

Dennis Kozlowski还表现出了情感化的一面，他雇用了一位公共关系专业人士来宣传他的慈善活动，即便他是用Tyco的资金来做捐赠。

这种行为不仅反映了他对自身形象的关注，也表明他在利用公司资源来增强个人声望或改善个人公众形象方面并不犹豫。这种做法模糊了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并可能导致利益冲突，尤其是在未经适当审批的情况下使用公司资金来进行个人慈善活动时。

舞弊行为的理解始于了解舞弊者如何构想他们的阴谋。了解人们如何看待可被利用的机会，以及了解那些助长舞弊行为的特质，是缓解这些行为影响的良好开端。通过理解犯罪思维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更好地解读这些行为的后果，并且更有效地应对困难的局面。而且，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舞弊者操纵的影响。考虑一下被判有罪的舞弊者Garth Drabinsky的案例，原Livent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及其对待公司会计师的方式。Drabinsky胁迫他们帮他隐瞒了他挪用数百万公司资金的事实。他告诉会计师们要闭嘴并“按吩咐去做”。最终帮助篡改账目的Livent会计师不仅因参与其中而遭受情感创伤，当该计划被揭露时，他们还面临舞弊指控。

END